《史记》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、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，由西汉司马迁著述，包括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十表、八书，共计一百三十卷，它从上古的黄帝开始，记录至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，尽管上古历史记载较为简略，但司马迁还是较为清晰地记载了主要历史史实和沿革，自春秋至汉武帝的历史记载更为详细可考，尤其是秦末至汉朝初期的历史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，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，正因《史记》能够贯通古今，开创先例，树立榜样，后来仿效它的体裁修史的也纷纷而起，鲁迅先生曾誉称《史记》为"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"，并列其为前"四史"之首。
《汉书》由东汉班固著述，包括本纪十二篇、表八篇、志十篇、列传七十篇，共计一百篇，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，终于王莽地皇四年。《汉书》在编纂上将《史记》的"本纪"S称为"纪"，"列传"S称为"传"，"书"改为"志"，取消了"世家"，而将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"传"中，班固在著述《汉书》初期，因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其"私作国史"而被捕入狱，书稿也被全部查抄，然而后来，班固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了《汉书》的价值后，汉明帝才释放了班固，并要求其继续完成著作。《汉书》的成书经历了这样的波折，这反映了统治集团对史学的重视，也体现了统治集团对思想、政治和文化控制的力度。《汉书》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性和完备性，凡事力求有始有终，记述明白，因此它为我们了解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，研究西汉历史，无不以《汉书》为基本史料。
《后汉书》是南朝宋代范晔撰写的通史，由十纪、八十列传和八志组成，它记述了东汉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（25年）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共195年的历史，大部分沿袭了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现成体例，但在成书过程中，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，进行了创新和变动，在本纪方面，它不同于《汉书》的一帝一纪，而是援引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，在《和帝纪》后附殇帝（殇帝刘隆），《顺帝纪》后附冲、质二帝，这既节S了篇幅，又不遗漏史实，一举而两得，在皇后方面，改变了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将皇后列入"外戚传"（如吕后除外）的写法，为皇后写了本纪，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。《后汉书》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，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：有利于社稷安定、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，即受褒美；反之，则受贬责，这正是儒家思想深入知识分子的体现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成为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依据。
《三国志》是西晋陈寿撰写的编年体通史，全书包括《三国志》全书共六十五卷、《魏书》三十卷、《蜀书》十五卷、《吴书》二十卷，它记载了中国三国时期的魏、蜀、吴的历史史实，起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（220年），止于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（280年），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相比，《三国志》在篇幅和内容上有较大差异，它没有记载王侯、百官世系的"表"，也没有记载经济、地理、职官、礼乐、律历等的"志"，与传统的正史规范存在较多差异，从篇幅来看，《魏书》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，《吴书》约占三分之一，《蜀书》约占将近六分之一，这也是基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所导致的。《三国志》文辞简约，但也造成了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，陈寿《三国志》成书后就受人推崇，人们赞誉它"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"，"辞多劝戒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"，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《魏书》，看到《三国志》也倍加赞赏，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，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，由此可见陈寿《三国志》的史学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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